40年前的今天，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催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并为恢复和发展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及其引发的讨论，实际上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先声，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序幕。40年后的今天，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站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深刻地感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在实践中发现和发展真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在“为真理而斗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种革命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生存还是毁灭”的实践活动中，深刻地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疑，这是一个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结论。
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提出并科学地解答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列宁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的理论，认为就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而言，实践不可能完全证实或证伪一切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标准”具有“不确定性”；从根本的和最终的意义来看，任何认识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被证明是真理还是谬误，因此，“实践标准”又具有“确定性”。可见，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的确是一个“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然而，这样一个早被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又是一个被“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也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强调实践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同样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路线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密切相关、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一旦从理论进入实践，就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行动的先导。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如果说真理属于理论理性，那么，路线方针政策就属于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本身正确与否也必须接受实践活动检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打开了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闸门，破除了阻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我们看到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辉煌远景。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具有政治内涵，是因为它契合着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这就是，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句话，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哲学具有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当然不等于政治，但哲学又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总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效应。所以，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先导。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这样，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如此。同时，政治也需要哲学。没有经过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力量，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缺乏信念和精神支柱，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正因如此，马克思极为重视“理论掌握群众”问题，认为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人类解放的“头脑”。
我们必须明白，哲学研究不应仅仅成为哲学家与哲学文本之间的“对话”，也不应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应成为哲学家个人的“喃喃自语”，哲学应当也必须同现实政治“对话”。我们不能“只用心观察天上的情况，却看不见地上的东西”。没有得到历史证明的哲学范畴都是在思辨太空中的“死魂灵”，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哲学话语只能是“多余的话”，脱离了现实政治的哲学研究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是如此。马克思早就说过，和政治“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邓小平同志以其政治家的敏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如果那样，我们在去年用大半年时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哲学和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其政治效应实现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既要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又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精神，才能在实践活动中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
二.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实践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个标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自然科学中，实验室方法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方法。社会科学很难运用实验室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里，有待检验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对客观对象的理论认识，而是与理论认识密切相关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路线方针政策都在一定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融进了如何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因素。对理论认识真伪的检验和对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检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了“实践标准”，而且深化和发展了“实践标准”，这就是，提出并阐述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群众标准”。
发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整个社会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列宁由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和根本方法，就是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从而提供了判断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科学标准”。按照列宁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泽东同志则把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作为判断政党政策好与坏的标准，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判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能够成为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根本条件，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等等，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是一种具有可测性的客观标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
“生产力标准”的确立，使我们破除了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破除了以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来衡量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障碍。正是依据“生产力标准”，党明确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正是依据“生产力标准”，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强大牵引”，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生产力是物质力量，但不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物质力量。从根本上说，生产力是人们在共同的活动中形成的实践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的本身。”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又不可能自动地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不可能自动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可能自动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需要的满足是以压抑、扼制被统治阶级需要的满足为代价的，少数人的发展是以绝大多数人的不发展或畸形发展为代价的。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提出改变世界，创造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提出人的需要是“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是日益增长且应当不断满足的需要；提出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人民群众是物质实践和社会变革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价值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绝不应当成为“饥寒交迫的奴隶”，成为“全世界的受苦人”，相反，人民群众应当也必须成为物质生产、社会发展和价值的享有者。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在积极为中国人民利益而奋斗，主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毛泽东同志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现实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现实的一种突破和超越。改革的起步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花鼓之乡”凤阳的春雷预示着改革在实践上的起步。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人心向背体现了时代精神，预示着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不仅让人民全体共享发展成果，而且让人民全面共享发展成果。
确立“生产力标准”和确立“人民群众标准”，实际上是从社会客体和主体关系的视角界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目标。确立“生产力标准”，为改革提供了客体尺度；确立“人民群众标准”，为改革提供了主体尺度，从而使评价标准达到了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所谓科学尺度，就是从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认识、评价社会发展状况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谓价值尺度，是从主体，即人民群众的需要的角度来认识、评价社会发展状况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检验社会制度、体制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需要，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群众利益。确立“生产力标准”和“人民群众标准”从客观规律和人的需要这两个维度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
如果仅仅发展生产力，而不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要，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仅仅在主观动机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具备物质基础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主义本身又秉持人民立场，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人类谋解放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就是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任何一门科学都以研究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研究、把握某种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仍然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超越的视界”和真理。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不仅必须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而且能够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笔者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距今170年，已经过时。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是真理，是否过时。“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萤火虫不是北斗星，“后海不是海”。真理只能发展，而不可能被推翻。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再次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仍在不断积累和加深，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仍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生产资料私有制仍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突破的“大限”，因而资本主义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就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真理。正如当代西方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所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国的成就和苏东的剧变也表明，沿着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道路就会越来越宽广；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而另谋“出路”，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终极真理”体系。从历史上看，凡是以“终极真理”体系自诩的学说，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是兴盛于世了。马克思一开始就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他没有也不可能“预料未来”的一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要责怪的只能是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本性”的无知。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解决当代问题提供了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只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不能做的事。
从创立者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脱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犯了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式的错误；相反，认为只有马克思所说的观点，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所有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这同样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原教旨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观点、学说完全等同起来。从理论内容看，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由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发展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止在《共产党宣言》；如果没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列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会终止在1883年或1895年；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很可能成为20世纪的历史遗产了。历史上众多思想学派都随着其创始人的逝世而逐渐走向没落。马克思逝世之后，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新的实践、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于它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由于它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应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深入研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实际，并密切关注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
对于像能动反映论、阶级理论、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等这样一些已经成为“常识”的理论，我们应结合当代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深化对它们的研究和认识，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从而以新的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例如，结合人工智能阐述反映论，结合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社会主义阶层结构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阐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结合科学技术新发展、知识产权新变化阐述劳动价值理论，结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阐述资本积累理论，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阐述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
有些观点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过去没有重视或“没有完全搞清楚”。对此，我们应结合当代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深入开掘、深刻理解、全面把握这些基本理论，如世界历史与经济全球化理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生活本质的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当代中国改革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不断促进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有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并对此有所论述，但又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却又日益突出这些问题，使之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热点”问题。对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有所论述，但又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的观点，我们应结合当代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例如，结合当代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认识历史需要“从后思索”的思想，关于“生产的国际关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关于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的思想，等等。
有些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涉及，而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结合当代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提出来的，并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原则，因而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实际上是用新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关注和回答重大的现实问题，并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当代中国的最大现实就是改革，这一现实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世界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四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场前无古人、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它必然为我们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这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深刻总结与系统回答，凝聚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的统一，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面向21世纪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我们透视出13亿多中国人民砥砺奋进的宏大的历史场面，领悟到一个古老而又饱经磨难的民族复兴于当代的全部秘密，看到了中华民族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将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上实现世纪复兴的壮丽景色。
（作者：杨耕，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05月11日 07版）
